安於所有 安於所得

嚴長壽殷瑗小聚專訪下集

慈濟做的是文化傳承
我所做的是企業文化的傳承

我在這麼長的時間
能夠參與這麼多的事情
其實幕後是因為很多人信賴我

很多人知道
我不是在為自己做事情
所以某種情況下
他們都替我做了我該做的事情
讓我去做了許多
可能在原來的份內不該做或不必要做的事
但卻是對社會有貢獻的事情

我退到幕後
我一定要把在後面支撐我的這些夥伴老闆
讓大家看到
讓他們知道
同仁知道
我一個人不可能
做到這麼多的事情

在二十年前
為了向政府證明
台灣是一個非常有條件
是可以發展國際會議的時機
台灣當時出口很多的東西
但當時政府沒有看到這一點

所以我就努力
辦了兩個重要的會議
一個是在1987年
亞太區的青年總裁協會
帶來了一大堆好重要的人
非常的成功

因為那次的成功
在1992年
我又延續在台灣辦世界大會
想要證明給政府看
是可以把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
聚集一個會議裡面
都來到台灣

全世界來了八百多個大型企業家
台灣也可以因此學到更多的東西

但是我在連續的那段時間
我大概做了有五六個重要的會議
那個時候幾乎亞都的同仁
我的秘書
好多大概都是把一半的時間
全部都付出在做這個會議

而那時正是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的時候
所有人都說是炒股票最好的時候
我反過來是悶著頭
在做這些事情
可是我卻覺得那個經驗
真的好豐富

也因為那樣的國際經驗
培養了好多後來的助理
現在不同的領域工作裡
他們也打造了一個新的視野跟格局

從事服務業
服務業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就是為別人設想

可能在我天生的個性裡
就是為別人設想
是我的優點

當你無我而不爭的時候
為別人設想的時候
在宗教就是無我

當目的是為了讓這個社會能夠更好
為了讓這個朋友能夠變成更好的一個人
或者目的是為了要幫助他走出某種困境的時候
這個時候跟他接觸的時候
就是一種發自於內心的真誠

當不以自己的目的
為目的的時候
反過來人家會願意為你打開心扉

我邀請了來自於北京上海
有影響力的大企業家
我跟他們一起座談
我跟他們談一個新的價值觀
我試著打開他們的心扉
跟他們很認真的交談

最終的目的我是讓他們知道
當一個社會這個富有
變成沒有目的的致富
而貧窮卻是大眾的、社會的一個現象的時候
這個社會是不安定的

當這個社會如果說
經濟只是大家唯一的目標時
那種巧取豪奪、不擇手段
都會變成是他們所謂的正當性

反過來如果這個社會
沒有一個回饋的機制
它是非常危險
它是不安定的

我希望能夠產生一些影響
也希望從正面或是台灣宗教
讓一些有錢人更謙卑、更放下
或者回饋到社會去關懷基層

懂得對文化人尊敬
或者也資助一些藝術團體
這時候社會產生的一個正面的循環
就是致富

到底會活多久
其實是一種與時間賽跑
一種精神

我覺得這不重要
對我來說
把握住生命的每一天
像每一個人這樣講的

我現在會更理直氣壯的
把一些事情回掉
把一些只是裝飾性的
沒有太多直接影響的
或者是局部影響或者
別人可以做得比我更好的事情
我都盡量把它放掉

另個原因
來自於八八水災
我後來發覺部落碰到的問題是
大量的資源進到了社區
大量的金錢進到了社區
甚至於你看到有人
現場在發現金
可是真正的社區問題
不是錢的問題

是整個原住民社會
其實它是一個中空型的社會
上面是老一代
下面是小一輩
中間的骨幹都離開了家鄉
被迫的在台北工作
被迫的在主流社會生存

某種情況下過度的這種關懷
反而有時候會被政治操作
造成很多的複雜

我認為不是一個災區的問題
是一個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問題

從基金會成立到現在
已經九個月了
真的覺得我學習了好多
甚至我還在學習跟摸索
但我每一個試探做的事情
都給了我自己好大的回報

在台灣原住民始終
是在一個心裡非常不平衡的狀況下
生活到現在

第一個影響到他們心裡
安定下來的力量就是宗教
是來自於西方的宗教

宗教家
不管是天主教 基督教
他們在偏遠的地區設醫院 設教堂
用精神去安寧他們
要他們懂得感恩
要他們有生命的希望
或者是實質上的用物質去幫助他們
當然後來台灣的主流的佛教
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宗教始終扮演著一個
非常重要的安撫人心的力量

我看得到台灣的未來
慢慢的
物質的欲望會開始降低
我覺得當物質欲望在降低的時候
反過來
精神的需求會提升
而精神的需求提升的時候
就是我不太去跟人家比

而是自己能夠再更自在的
在自己的領域裡面
安於所有 安於所得
而且能夠自在的
過自己的人生以外
還能夠去幫助別人

現在再到花東也好
再到台灣的其他地方也好

我更感覺到的是
我們去分享他們的生活
我們去學習他們的生活
並不是去
觀賞他們的一個表演
當這樣的社會價值觀
成立的時候
我想新的生命文化會出現.